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主要是在学习美国。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构建中国的改革路径，这一选择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外贸依存度太大、社会贫富分化、持续增长存在严重隐患等。回顾过去，对比中外，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反省和调整。蓦然回首，一衣带水的日本，或许对我们经济发展更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经济模式通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而广泛传播，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而且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急于改变自己落后经济状况的中国，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也颇为深入。但是，在经过近30年的理论借鉴后，我们却突然发现，对后发国家而言，更值得学习的，也许是日本的经济模式。
总体上看，与美国模式正相反，日本经济模式是非“金融化”、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再加上岛国贫乏的自然资源，“生产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在日本微观经济各个层面。
日本经济有社会主义特色
单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模式的本质有一定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真正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堪称“微观经济的王者”。日本经济体制保留着战时统治经济的属性，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有西方学者称“日本经济体制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
日本在战后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联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联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联，会员总数1，623个公司、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个、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时任会长乃丰田前总裁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总裁，现任会长为佳能前总裁御手洗富士夫。
除了有全国性质的经济指导机构外，日本企业还建立了各式各样的集团，我们把这些集团划分为“横向企业集团”和“纵向集团企业”两种。“横向企业集团”是主要的集团企业为加强彼此的相互关系所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群，如三井、三菱、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纵向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如丰田、东芝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集团。
日本经济模式在高速发展时期采用的是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产业链构建，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分是银行的金融资本。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在整个产业上大集团协同作战，即协调统一发展，着力发展重化工业、装备业、电气电子等基干产业。
对内分权，对外联合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采用现在认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造成效率和效益的低下呢？这是充分竞争和外界压力的结果。
日本在经济上面临竞争和压力，采用资本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某种程度上和中国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构建自主工业体系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区别在于，中国曾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财团”，绝对集权，导致僵化。而日本有6大财团，通过市场作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幕藩体制”，达到集权与分权的对立统一。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的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无疑就是死路一条。虽然当时日本的经济竞争力非常有限，但是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入关后，为了应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挑战，日本政府和经团联等机构积极推进了诸多保护本国产业促进民族企业发展的计划和措施。就在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的几年中，日本六大财团逐渐恢复和形成。
为了推动制造业的超常发展，综合商社作用不可估量。综合商社作为日本财团企业占领国际市场的先锋军，在整个60、70年代上演了一幕幕所向披靡的动人画面。日本的电器、电气产品和汽车席卷整个美国、欧洲市场时，综合商社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这一时间开始，日本采取“稳定股东工作”的措施，重新组建以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业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内部董事为特征的财团体系。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命脉真正掌握在这些财团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度忠诚的、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型的职业经理人。这种由财团机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东亚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迅速跻身于经济强国、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任何企业的合并，其本质都是人员的融合，日本集团企业长期的军队化体制和共同的文化传承，大大降低了企业间融合的成本。力量聚集的同时并没有让企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在中国企业做大很容易就做亡了，这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做大的时候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而产生统合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缺乏企业间融合的外部环境。
在日本企业融合和形成新型财团时，有一个集金融、产业和商业的结合点——综合商社，它是企业之间的纽带。日本财团的本质就在于“财团”二字，财代表“金融”，团代表“商帮”。金融中的企业间相互持股被称为日本财团的“舰队护航体制”，而财团则是现代商帮的体现形式。
“一衣岂只带水”
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界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如今这些构想已经全部实现。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
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欧盟为中国技术引进的第一大来源，达到了81.7亿美元，日本为第二位，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美国38.1亿美元。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的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采用进口。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2/3依赖进口。如果将制造业分为产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两部分，中国装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42%)、日(44%)、德(46%)。
从“宏观经济管理” 向“微观经济管理”转变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世所公认，其未来趋势与地位，将可直追19世纪的英国制造业、20世纪的日本及美国制造业，但必须指出：制造业大国不等于经济大国，甚至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大国，也有商榷余地。
今天中国之所以获得全球(产品)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及 “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2003年和2004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已经分别上升到1.6 和1.32，2005年和2006年这一指数估计在1.5左右。
今年4月30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公告，决定从5月20日起对部分型号的热轧卷材、冷轧板材等钢材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5月21日，我国政府又再次出台规定：提高钢铁出口的关税，钢坯及部分钢材将加征5-15%的关税。同时国资委出台的央企改革计划明确提出了培养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构想。
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华为总裁任正菲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欧美的专利如今已经占领了山顶，我们就要用专利把山脚围起来，让他们下山的时候绕不开我们的专利，然后用山脚的专利去换山顶的专利。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从目前的50%降低到30%以下。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累积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应该把这些积累投入微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像大飞机、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养中国制造业的契机。同时这些大型建设项目，应该尽量让有技术积累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中国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巨大的危机感由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像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段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
谁主沉浮： 中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哪里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逐渐退出了微观经济管理，取消企业与银行的监管，并大幅减少国家配置资源的范围与程度。宏观经济调控，完善市场经济，对资本证券市场的改革虽然很重要，但是不应该忽视微观经济领域，因为这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研究日本经济模式，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多元化的思路。
日本50、60年代采取各种措施抵御外国投资者的竞争，保护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崛起中的中国民间企业，正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微观经济重要职能。日本财团与韩国财团的模式对整合和壮大中国民营企业有着很实际的借鉴意义。以综合商社为纽带，微观经济管理模式有着更为巨大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学习日韩模式，做大做强中国企业曾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期间出现了研究综合商社的高潮。这一时期出版的大量《日本综合商社》等专著。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1991-2000年间相关的论文有250篇。
然而2001-2005年间，同样以“综合商社”为关键词查维普中国期刊库，相关的论文只有25篇。中国最大的网上书店当当网居然没有一本有关“综合商社”的专著出售。特别是关于三井物产这家日本头号综合商社的书仅有一部《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2006年8月出版）。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大财团以准军事化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并在全球扮演着微观经济管理角色。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
在改革中，由政府重点改革和扶持的银行体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任。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